还有一个人的变化也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个人就是杨二嫂。
“我”眼前的这个杨二嫂，是个“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 她“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一点也不漂亮，可是在原先，她虽然好所不上是美女，却也引来了他人的目光。她开了一家豆腐店，她整天坐在店门口，成了一块招牌，店里的生意也就比较好。她“变”得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尖酸、刻薄。对“我”进行了全新的污蔑，说“我”放了道台，出门是八抬的大轿，有了三房姨太太。且每天都来“我”家，或捡点小便宜，或顺手牵羊。就是这个女人，甚至还污蔑闰土带土灰堆里埋了10多个碗碟，以便运土灰的时候运走。实际上栽赃，是为自己拿点“我”家的东西找个借口。
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只要能达到目的，她就可以不择手段。她的那些言行，目的自由一个；捡小便宜。
巨大的变化，小说情节有起伏，故事有涨落，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没有“变”，也就没有矛盾，没有“戏”。
小说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更体现在人物性格的相错。
所谓人物性格的相错，这里指的人物之间性格的不一致，存在着巨大差距。
小说的人物，主要有三个人：“我”、闰土和杨二嫂。
仅仅从小说本身来看，“我”是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人，希望有着新的生活，一种从未经历过的生活。虽然说，“我”也说不清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并且，这种生活的到来，不可能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通过奋斗得来的。“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结尾的这句话，就很深刻诠释了“我”的这一思想。而且，“我”还是重情重义的人。对朋友，“我”希望早点见到，并由他自己挑选所需要的东西。“我”虽然在外面闯荡多年，但仍然没有忘记他们，并仍然向往着以往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
然而，现实把“我”的这一切就击碎了。“我”最要好的朋友，与“我”没有共同的话题了，无情的社会把“我”的梦想彻底粉碎了。“我”的“闰土哥”，已经成了一个“木偶人”，我们之间已经很难有正常的思想与情感的交流了。因为在闰土的眼里，“我”是“老爷”，他只是个仆人，毫无平等可言。“我”的地位高，他的社会地位低。与“我”交谈，他就是高攀，所以，谈话时，他只是摇头，像个木偶人。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话题，在他们之间，已经当然无存。差异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也超出了读者的想象。更为可怕的是，“我”对理想是充满信心的。以为只要奋斗，理想就实现。闰土呢。他向“我”要的除了土灰之外，还有香炉和烛台。土灰是极好的肥料，香炉和烛台，则只能在烧香拜佛的时候派上用场。闰土是一个完全没有觉悟的农民。笔者以为，这是闰土与“我”的最大的差距。他把希望寄托在烧香拜佛上。两人的性格之差，在这里才是根本点。其他的差距，都与此有关。
那位杨二嫂，“我”之间的距离，就更大了。她纯粹是个小市民。为了达到在“我”搬家时顺手牵羊的目的，不惜造谣中伤，毁坏“我”的名誉，毁坏闰土的名誉。可以说，“我”与她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直接交谈的话题了。就在她污蔑“我”时，“我”甚至让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了。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那有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来说。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啊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啊呀啊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这样的对话，这样的交流，显然是不平等的，结果，“我”就只好“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一没有解释的机会，二被无端地污蔑。“我”还能说什么呢？无语便是最好的回答。
除了“母亲”和侄儿，“我”就再难有可交流之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