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迟到了几十年祭文——《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魏建宽
梁启超先生辞世于1929年1月19日，作为梁启超的学生，梁实秋为什么当时没有于第一时间写作与发表祭文纪念梁启超，而是于事隔几十年之后的流落台湾之时才写出《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而且悼文中避而不谈梁启超的政治家一面，仅追记其作为学者的一面？对于梁实秋来说，其中实有无数的难言之隐，其中藏着一个个历史的秘密！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一文最初收入台湾文星书店出版的梁实秋文集《秋室杂文》，出版时间为一九六三年，当代学者、梁启超研究专家夏晓虹于其《寂寞身后事——时人眼中的梁启超》（《阅读梁启超》第23-24页，夏晓虹著，三联书店2006年版）一文中写道——
“梁启超1月19日病逝，第二天，其晚年‘最爱护的学生’（胡适语）徐志摩即寄快信给胡适，商量《新月》杂志出梁任公先生纪念专号事；三日后又追加一信，仍谈此话题，并确定专号为第二卷第一期，‘三月十日须出版’……已经答应作文的有徐新六（曾随梁游欧）、梁实秋（原清华学校学生），徐并向陈西滢、闻一多约稿，新月派的主力都被动员起来……而其结果，除了梁实秋留下赴台湾后写作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等文，余者尽付阙如，甚至连热心操办纪念专号的徐氏也交了白卷。”
由此可见《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是一篇迟到了几十年的祭文。梁实秋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为何如此薄情，几十年后才写出一篇《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是否有难言之隐？
历史有很多问号，也有不少感叹号！
近读当代学人夏晓虹汇编的《追忆梁启超》（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年版）、刘宗永、纪崑汇编的梁实秋文集《清华八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及当代作家韩石山所著《徐志摩传》，终于解开《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的一个个谜团。
梁启超逝世时，国民党实际上已完全掌控全国，梁启超与国民党在历史上过节使得梁的弟子们在纪念梁启超时心存不少顾忌。
梁启超当然是一位伟人，但伟人也有历史“污点”！梁漱溟于《纪念梁任公先生》中提及梁启超历史上“污点”——
民国成立，宋钝初（教仁）想实行政党内阁，正与任公夙怀合符。当时曾约定以全力助宋，可惜宋氏被刺，两派合作机会遂失。加以袁世凯方面种种笼络，民党方面种种刺激，卒成组织进步党对抗国民党之局。更进而有熊希龄受袁命组阁，隐然由进步党执政之局。末了，就陷于副署袁氏解散国会命令之重大责任，而不能逃。国会既散，政党根据全失，熊阁当然亦站不住。政治脱轨，大局败坏，任公于此悔恨不及，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一度失败……（张勋）复辟既败，共和三造，段、梁携手执政，居然又有几分进步党内阁气概。此固为任公登台应有之阵容。但千不该，万不该，不肯恢复国会，而另造新国会。以致破坏法统，引起护法之役，陷国家于内战连年。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二度严重失败，这次责任别无可诿，与前次不同。我们只有替他老人家惋惜，而他的政治生涯亦于此告终。（转引自夏晓虹《追忆梁启超》（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19-220页。）
在梁漱溟看来，梁启超一生有两大污点：一是客观上存在着“助纣为虐”的过错，在袁世凯解散中华民国国会的命令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二是“护法运动”之所以引发，国家之所以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梁启超不可推卸责任。
读梁启超1915年写给袁世凯的信，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
内则敌党蓄力待时，外则强邻狡焉思启。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磬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坚萑苻之志？
在梁启超的笔下，“敌党”即指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萑苻”指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解释见黄伯易《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黄伯易此文见夏晓虹《追忆梁启超》（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72页。）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袁世凯告密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袁世凯窃国之后，作为戊戌变法的领袖梁启超竟屈身事袁，并先后任袁世凯政府中司法总长与制币局长，这在世人看来已经避不开政治投机之嫌，而在《上袁大总统书》中又诋毁国民党为“敌党”，国民党人怎能不将这笔历史的旧账铭刻于心？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梁启超在他所控制的《晨报》上竟撰文感叹孙中山“为目的不择手段”，当时就引起了青年们的反感。梁容若（1923年在北京高师听过梁启超演讲）1959年于台湾写作的《梁任公先生印象记》一文对梁启超非议孙中山之事的社会反应也曾有追忆——
“一位前辈告诉我：‘政治上为目的不择手段，发挥最尽致的是梁任公一派。宣统年间，为了反对袁世凯，就结连比袁更落伍的载涛、载泽一派亲贵；民国二、三年，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议会多数，就协助袁世凯解散国会；民国六年，为了他的对德参战案，国会不能通过，就再度促成代议政体的毁灭。’当时并不知道这种这种说法的详细根据，也不敢判断对不对，只是觉得护国战役以后，任公先生的政治主张，逐渐灰色，他的同派政客的活动，有纵横捭阖，因利乘便的倾向罢了。”（转引自夏晓虹主编《追忆梁启超》（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87页。）
因此，当1929年梁启超逝世时，蔡元培先生提议明令褒扬梁启超时，国民政府就“有人反对，搁置下来”（见梁容若《梁任公先生印象记》）直到“民国三十一年十月三日，国民政府还是明令褒扬了梁启超”（见梁容若《梁任公先生印象记》）不过，这已经是时隔十八年之后的1947年了。这显然是一个迟到的褒扬！
对于这件事，现在我们应当明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原来徐志摩也好，梁实秋也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发表追悼梁启超的文章都是不合时宜的！
如果读者仍不了解国民党政府当时对梁启超“研究系”这一政治团体的厌嫌程度，还有两例可资说明，一例出自梁容若的《梁任公先生印象记》，一例即出自梁实秋的《悼余上沅》。
“北伐军进至京沪，上海市党部派何鲁强制接受中国公学，以世传先生及董事长熊希龄先生皆所谓研究系领袖也。”（转引自夏晓虹主编《追忆梁启超》（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