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军是一多情之人，哀乐至性过人，故不喜佛家“空”论，亦不赞庄生彭殇无别之说——重实际而反虚无。盖临河禊集，有支道林在，支乃高僧，尔时沙门宣说释典，必借老庄词义以比附之，为图方便也。
是故，右军一序，句句言“幽情”，言“兴怀”，言“乐”，言“得”，言“痛哉”，言“悲夫”……莫不以性情感怀为第一要义，此正所以驳难空无之说也。而昧者不知晋贤思想流变之迹，乃妄谓此序为“伪”文，岂独惑乱书坛，亦思想文化之颠黑倒白耳。
（《中国书画》杂志2004年第二期第24页）
王羲之于《兰亭集序》篇尾说：“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周汝昌先生读《兰亭集序》，能读出这样的感叹，读出王羲之是“多情之人”，无疑是王羲之千年后的知音。
周先生读懂了王羲之的“幽情”，这种幽情就是面对“独特的个体生命”唯一性、一次性与现实生活中不能最大价值地体现其意义的忧伤。
而由此产生的种种“幽情”，又是面对“死亡”这一人生最大的问题而产生的。
曾有无数的东晋的名士，自觉地勇敢地面对过死神，他们将《老子》《庄子》《易》称为“三玄”，热烈地讨论。细读兰亭集会每一位诗人写下的《兰亭诗》，我们会发现这些诗歌都或显或隐地涉及到人与自然关系，人与命运关系，人为何活、如何活、如何排遣积极入世而生发出的“情累”等问题的探询。
王羲之“欣此暮春，和气载柔。咏彼舞雩，异世同流”，追慕与高扬的仍是孔子“风乎舞雩”求天下太平的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虽然于另一首《兰亭诗》中，王羲之也这样感叹“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虽无啸与歌，咏言有馀馨”，但借山水之美，临流赋诗之乐来对抗生命的沉重，仍不失于一种积极且富于诗意的人生姿态。
王玄之的“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清流。萧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则直接吟咏出于山水陶冶中忘忧之情。王蕴之的“散豁情志畅，尘缨忽已捐。”更是直接肯定了山水之美具有足以让人超尘脱俗的力量，这与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所表达的情感无疑是相似的。
但是王羲之明白，醉情山水也好，陶醉于山川之美中清淡人生意义也好，纵酒欢歌也好，欢愉于知己相聚也好，追求为国建功、为家族显示荣光也好，但与“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人生虚无遭遇，王羲之还是慌了神，于是他在《兰亭集序》的篇尾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王羲之给后人提出的问题，其实就是斯芬克斯之谜！
——王羲之都束手无策，谁能解答？
如果非要解答，那恐怕只有四个字——“珍重人生”！
李泽厚先生在其《华厦美学》中的“美在深情”一章中写下了这样一些文字——
（魏晋时期）有一个重要现象是，即使是显赫贵族，即使是欢乐盛会，也常要用悲哀的“挽歌”来作乐。“京师宾婚嘉会，酒酣之后，续以挽歌。”（《后汉书五行志》注引《风俗通》。“大将军梁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酣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继以薤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涕。”《后汉书 周举传》。这虽被儒家讥评为“哀乐失时”（同上），却作为风尚，一直延续到魏晋，如“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世说新语任诞》。
魏晋时代的人们以“挽歌”置于欢乐盛会之时，意在提醒人们什么呢？
不就是要珍重上天赋予我们的这一次性的个体生命吗？
由这个角度看，王羲之于兰亭集会的极欢之后写下《兰亭集序》，莫非也想将此当作一曲挽歌来创作，使后人读懂他对人生、对命运、对生命、对死生思考的带有浓重的感伤气息的“幽情”？
2012-12-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