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面节选自《资治通鉴》的文字可以看出，兰亭集会前两年，东晋朝廷的两大权臣桓温与殷浩是有着极深的矛盾的，殷浩对王羲之有知遇之恩。朝廷曾诏请王羲之任护将军（朝廷禁军统帅），王羲之不赴任，殷浩力劝王羲之去赴任，信中这样写道：
“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谓为然。至如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幸徐求众心。卿不时起，复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开怀，当知万物之情也。”（《晋书·王羲之传》
由殷浩劝王羲之出任朝廷要职的言辞，可见王羲之在时人心中的地位。王羲之是否至朝廷任护军竟关乎东晋“政之隆替”，关乎朝廷是否能实行“美政”，关乎天下人心——“万物之情”，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人们评论名士谢安的话——“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
王羲之应诏任护军将军之后，“又苦求宣城郡，不许，乃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晋书·王羲之传》这说明王羲之是以退为进，其志并不仅仅在任“护军将军”一职，还想兼任“宣城刺史”，成为握有实权的一方诸侯。结果呢，却没有如愿。王羲之任职的是“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人们肯定会问，能成为会稽王的“内史”，仕途也算得意了，也该够满足的了！为何王羲之于《兰亭集序》中仍流露出“所之既倦”的人生倦怠感呢？这当然与苦劝殷浩与会稽王放弃北伐有关，因为王羲之的建议不被采纳。
王羲之，出身东晋显赫的家族，伯父王导曾任司徒，是东晋元帝的南渡的开国丞相。王羲之的父亲，是第一位建言晋元帝南渡建立东晋王朝的功臣，曾任淮南太守。东晋重视人物品评，少年王羲之卓尔不群，年仅十三岁就得到东晋南渡大臣荆州刺史、尚书左仆射周顗青睐。 王羲之辩才无碍，能语惊四座。书法更被时人盛誉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坦腹东床，率性洒脱，被当时的太尉郗鉴选为女婿，也足以见出王羲之的气度非凡。
有着这样的家庭成长背景，有着这样横溢的才华与非凡的气度，加上时人对他寄予的厚望，王羲之能不为家庭的名誉竭能尽智吗？能不为国家的中兴之业鞠躬尽瘁吗？
殷浩北伐的失败，证实了王羲之的远见卓识，或许也更会令王羲之生发出怀才不遇的感伤。这样的感伤其实于王羲之永和八年力劝会稽王不要北伐的信中，是可以读到的——
地浅而言深，岂不知其未易。然古人处闾阎行阵之间，尚或干时谋国，评裁者不以为讥，况厕大臣末行，岂可默而不言哉！（《晋书·王羲之传》）
王羲之说自己当时是“厕大臣末行”，虽是对会稽王表示谦敬，但的确也是一句牢骚味很重的话。
了解了这些背景，再读《兰亭集序》中的“及其所之既倦”与“每览昔人兴感之由，不尝不临文嗟悼”及“死生亦大矣”，就能读出王羲之的“一往情深”。
原来王羲之骨子里仍是一位深受儒家积极入世人生价值观影响的人，仕途失意与“老之将至”的惊惶感一齐袭来，让王羲之顿时生发出生命的无限感伤。这种心境或许可以借用李泽厚先生评魏晋人物的一段话来解释——
庄子说：“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至乐》；一生死，齐寿夭，但这是一种理想的人格态度。完全抛脱人世一切计虑、一切感情，不但对大多数济世救民、积极入世的人来说很难做到，而且距离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存在所面临死亡时的具体情绪，也确乎遥远。（李泽厚《华厦美学》，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正因为如此，王羲之才会于《兰亭集序》中以“岂不痛哉”“悲夫”这样的深长叹息，来宣泄他内心的纠结与焦虑之情。
四
至此，我们再来探求王羲之“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中的“幽情”，或许就能寻出几许头绪。
已故学者周汝昌先生曾撰《〈兰亭〉正解》一文，写至篇尾情绪激动地这样说：
右军之作《兰亭》序，体制全从石崇的《金谷园集序》脱胎而来。其章法布置，亦步亦趋。识者知之，其谓《兰亭》为“伪文”者，盖不读书之过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