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序言的撰写人，王羲之不可能不遍读与会人的诗歌，那么与会“群贤”中，谁的诗句最能触动王羲之这位“古今第一情种”的善感的神经呢？
这就不得不回到《兰亭集序》的文本，《兰亭集序》中最能体现王羲之复杂情思的莫过于“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一句了！谢安于《兰亭诗》中写下了“万物混一理，安复觉彭殇”的诗行，抒发了万物浑一、不辨彭殇的玄理。其实，谈论人生意义，人怎样面对人生，人如何活着，是当时东晋名士的时尚，也就是后人所说的清谈，即谈玄论道。谈玄无疑也是兰亭雅集的重要内容之一。兰亭集会的名士，他们“一觞一咏”，他们“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们“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置身与陶醉于大自然美丽的山光水色中，但最后都还是无法回避“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问题，即“死生亦大矣”这一问题。
谢安“一觞一咏”，写下了他的《兰亭诗》，面对人生短暂及死亡这一“哲学的首要问题”（法国哲学家加缪），面对如何度过一生的抉择，当时他作出的答复与选择是“万物混一理，安复觉彭殇”，显然这是老庄式的回答——人与造化下的万物一样，荣枯有时，只求自然随化地活着，能够陶醉于佳山秀水之中，还有必要去计较长寿的彭祖与夭折的少年有何区别吗？
而王羲之于《兰亭诗》写下的却是“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的感叹。虽然与谢安一样，“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表达的也是“企图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找寻人生的慰藉和哲理的安息”（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53页）。但是王羲之诗歌的境界之所以迥异与高出于谢安，就在于王羲之不仅理解了“死亡”对于人与自然界万物一样平等的道理，进而还从万物参差各异中理解了人这一个体生命的独特价值，而且还从中获得了拯救与超越。王羲之从大自然获得的超越与拯救就是，“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51页）否则，王羲之面对“俯仰一世”的短暂人生，在悲叹“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之余，怎么会抒发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的焦虑甚至是焦灼的情愫呢？
这样的“人的觉醒’正是魏晋名士最让后人欣敬的，李泽厚先生高度肯定了这种认识的价值——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47页）
三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王羲之对个人价值的觉醒表现在哪里呢？王羲之“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强烈欲求和留恋”的又是什么呢？回答了这些问题，就能读懂王羲之蕴藏于《兰亭集序》字里行间的“一往情深”！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于《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一文中，引用了与谢安、王羲之相关的一段话：“谢太傅与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宗白华先生然后感叹说：“人到中年才能深切的体会到人生的意义、责任和问题，反省到人生的究竟，所以哀乐之感得以深沉。”（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兰亭集会时的王羲之，时年五十，已过中年。王羲之于《兰亭集序》说他五十岁之前“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的又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那五十岁之前的人生阶段的“生活强烈欲求”是什么呢？
读《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九中的《晋纪》二十一卷，了解公元351年（永和七年）、352年（永和八年，兰亭集会于永和九年）的一些与王羲之相关的史实，或许能回答这一问题。
初，桓温闻石氏乱，上疏请出师经略中原，事久不报。温知朝廷枚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为人，亦不之惮也。以国无他衅，遂得相持弥年，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屡求北伐，诏书不听。十二月辛未，温拜表辄行，帅众四五万顺流而下，军于武昌，朝廷大惧。殷浩欲去相位以避温，又欲以驺虞幡驻温军。吏部尚书王彪之言于会稽王曰：“此属皆自为计，非能保社稷，为殿下计也。若殷浩去职，人情离骇，天子独坐，当此之际，必有任其责者，非殿下而谁乎！”又谓浩曰：“彼若抗表问罪，卿为之首。事任如此，猜衅已成，欲作匹夫，岂有全地邪！且当静以待之。令相王与手书，示以款诚，为陈成败，彼必旋师。若不从，则遣中诏。又不从，乃当以正义相裁。奈何无故匆匆，先自猖獗乎！”浩曰：“决大事正自难，顷日来欲使人闷。闻卿此谋，意始得了。”（2007年中华书局版《资治通鉴》第1173-1174页。）
（永和八年），殷浩之北伐也，中军将军王羲之以书止之，不听。既而无功，复谋再举。羲之遗浩书曰：“今以区区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争武功，非所当作。自顷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哉……”又与会稽王昱笺曰：“为人臣谁不愿尊其主，比隆前世，况遇难得之运哉！顾力有所不及，岂可不权重而处之也！今虽有可喜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喜。功未可期，遗黎歼尽，劳役无时，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吐诚也……”（2007年中华书局版《资治通鉴》第11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