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形象反映了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新旧历史交替时期面对着种种社会矛盾和国民劣根性在精神上的困厄和彷徨。“我”作为一个在病态社会里进行孤独抗争的“寻路者”的知识分子形象，在离乡辗转、奔波，寻求进步，寻找救国之路却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之后，在一番抗争无效之后，选择了逃避，选择了温暖、温心、自由的故乡，这里本来有“我”的美好回忆和诗意想象，本来是我精神上的栖息地、灵魂的落脚点，“我”本来是想在故乡“疗伤”的，是想摆脱孤独、寂寞、落魄的精神痛苦的，可祥林嫂对死亡、对魂灵有无的追问，仿佛对我灵魂的拷问一样，又将我置于直面与逃避的两难困境之中，让我本已选择逃避的心灵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可我还是没有直面的勇气和胆量，而是依然选择了中国中庸式的回避：“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并且“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这种仓皇式的离开和逃跑，正深刻地反映出“我”内心的挣扎、彷徨、忧虑和无奈，更体现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骨子里的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作者正是在逃避与追问的双向对立中塑造了一个胆怯、软弱、彷徨、迷茫、落寞而精神灵魂无所凭依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
第四、 善良与冷漠的双向对立
《祝福》其实体现了人性善良与冷漠的双向对立。在《祝福》中，面对祥林嫂凄惨的悲剧命运，外界人首先选择了关注，这是人之常情。关注往内发展就成为关切，成为热心的关心者和帮助者；往外发展就成为观看，成为冷漠的看客和局外人。祥林嫂的悲剧就在于其一步步由被关切者滑向被观看者。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在祥林嫂刚开始遭受困难时，鲁镇的人都是抱以同情和怜悯的。比如在祥林嫂第二次来到鲁四家时，“四婶起初还踌蹰，待到听完了她自己的话，眼圈就有些红了。”以及后来的柳妈劝祥林嫂捐门槛都是出于内心的同情和悲悯。但中国人是最善忘的，最耐不了寂寞的，当祥林嫂的“新鲜事”被咀嚼烂了之后，人们就变得不耐烦起来了，这时候关切就走向了其对立面——观看与冷漠。很多人“特意寻来”，“陪出许多眼泪来”，“一齐流下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这就是鲁迅在其多篇文章中所极力批判的“看客”心理，别人的困难在他们那里成了街谈巷议的谈论对象，成了咀嚼鉴赏的对象，成了枯燥、单调、乏味生活的打发时间的无聊消遣和调剂品。这些愚昧的人们不知道他们也是跟祥林嫂一样同是被压迫者，同是弱者，同是小人物，祥林嫂的今天可能就是他们的明天。此外，祥林嫂也是一个善良的人，可她的善良无法与这冷漠的世界相对抗，在汹涌的麻木、冷漠、愚昧的大众洪流面前，祥林嫂就如同风雨中一叶扁舟一样，迟早是要葬身大海的洪波的。
第五、祝福与灾祸的双向对立
《祝福》起于祝福，在爆竹的钝响中，在“幽微的火药香”中，在“杀鸡、宰鹅、买猪肉”准备“福礼”中展开；在“毕毕剥剥的鞭炮”繁响中，在“天地圣众歆享用了牲醴”，“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期盼中结束。同时，情节的发展也与祝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祥林嫂的两次离开与回来，祥林嫂的希望与绝望，祥林嫂的生与死都是在祝福的背景下一点点展现出来的。而祝福则是旧俗除夕致敬尽礼，迎接福神，祈求神明赐福，拜求来年好运气的庄重仪式，可与之相对的是祥林嫂正是在这样的欢乐气氛中一步步被逼上绝路的，一点点丧失求生愿望的，这种鲜明的对照，极大地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同时这种祝福与灾祸的双向对立也是对愚昧人们的莫大讽刺。这些无知的人们向神明祈求祝福，获得的却是无穷的祸患与灾难，他们对虚无缥缈的神灵极尽礼敬，却对同是弱者、同是受苦者的祥林嫂视若无睹，这是否也是神明选择默然无应的原因：你们对他人漠然，我也选择对你们漠然，即自助者神助，自弃者神弃。
当然，《祝福》中还存在着真实与虚伪、新与旧、觉醒与沉睡等方面的双向对立，鲁迅正是在这众多的双向对立中，为我们展示了辛亥革命后一个真实、全面、复杂的宏大社会图景，在这个图景中，我们读出了当时中国的实质，中国人的实质，可以说，《祝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虽然它看起来有些残酷，有些面目狰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