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始作俑者”之“俑”意
唐兰先生亦曾撰文，根据考古材料纠正了前人对于孔子关于“人殉”与“俑殉”先后认识的误解，说明了“用人” 先于“ 作俑”。这个论点在现在看来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了，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以生人为殉要先于作俑，何以孔子对秦穆公之流以生人为殉的丑恶行径不置一语，却痛骂“ 始作俑者” 呢？
对此而言，用陶、木、当草制作的偶人的出现可以认为是一种社会的进步，理应受到肯定和称颂，何以会受到以“仁爱”为根本宗旨的儒家始祖孔子的诅咒呢？过去的经学家们以为以生人为殉本由于作俑的说法既已难以立足，那么孔子对作俑的批评则当作何解释呢？对此，现代史学家们则说：“孔子表面上是在反对作俑，而实际上是在反对用人。” 或说：“孔子连用俑都反对, 不用说对于用人是更反对了。”可是这种解释实在也不能算是理直气壮。以孔子所生活的时代而论, 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贵族、士大夫之流早就对以人为殉进行严厉地批判了。上文所列举的《黄鸟》篇“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虽所哀者为子车氏三良，但诗之作还在于“刺穆公以人从死”，其后更有人以殉葬为非礼。《左传? 宣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 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在《礼记》中，还有陈子亢、陈尊已等非殉的记载。子亢亦见于《论语》，为孔子弟子。如此，则知孔子之世，以人为殉已被看作是违反礼制的非人道行为，因此孔子在批判这种行为时根本无需遮遮掩掩，闪烁其辞。也正是由于传统的诊释及现代史学家们的解释都难以令人信服，因此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来解释孔子的这句话，认为“孔丘主张复辟人殉制度，恶毒咒骂敢于改革殉葬的始作俑者……为俑者不用活人给奴隶主殉葬，所以说他不仁”[19]。这种看法当然是荒谬，上文已经分析此说与“仁”之抵牾。既然前述几种说法都不能使孔子的话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则我们只得再求新解了。
孔子这句话的关键字眼只是一个“ 俑”字。“俑”, 见于先秦文献记载的也就是本文所讨论的《孟子》及《礼记》所保留的先秦材料中的仲尼之语。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殆于用人乎哉”这两句话来看, 孟子和《礼记》的作者是以俑为偶人的。此后的文献、字书一般也都以“从葬偶人”为解。但《说文》却例外，其《人部》俑字条说：“俑，痛也。从人、甬声。”许慎释俑不从《孟子》、《礼记》，此间或有深意焉！
我们知道，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社会的发展对其发展也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因而，文字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地被引伸、借用，其所包涵的义项也就不断地有所损益和改变。那么，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俑”字是不是已具有“从葬偶人”的义项呢？这可以从文献及考古的出土材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就传世早期文献而言，“俑”字凡两见，如果我们不把《孟子》及《礼记》所记孔子之语与孟子及七十子后学所附加的释语联系起来，就很难认为孔子是在批评以偶人从葬。特别是据《礼记? 檀弓》所记，孔子对束草为人马以殉表示了赞赏，称之为善，实际上就是因为刍灵来取代生人为殉是社会的进步，孔子对它的肯定正是“仁者爱人”这一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如果俑就是“从葬偶人”的话，孔子怎么会把它和“刍灵” 严格地对立起来呢？据后儒们说，这是因为俑“有面目机发，似于生人。” “俑为踊之假借, 以其能跳踊, 斯名为俑。”对此，段玉裁已斥之为“不知音理者强为之说耳。” [20] 实际上偶人与刍灵除去制作材料及象人的程度上有些差异外，在“象人而用之”这一点上并无区别。因此我们认为，孔子所说的“俑”，在当时恐怕还不是“从葬偶人”，而当另有所指。而且通过诸多考古资料，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俑的出现不会早于孔子之世，故而也可以肯定孔子所说的“俑”，并不是指“从葬的偶人”，而当是另有所指。要弄清孔子所说的“俑”字的确切含义，除上述考古材料可资讨论外，我们还应从俑字本身的形、义入手，以还“俑”字的本来面目。
“俑”字从人从甬，在古文字中，一些从“甬”的字，在甲金文中往往从“用”。如通字，在甲骨文中作 ；勇字在《攻敌王光剑》中作 。据此，可知俑字本来可以写作佣，即从人从用。这恰好又有证据，时为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所出遣册有用俑的记载，其俑字正写作佣。这一证据进一步说明，“俑”字本是“从人，用声”。而在中国古代文字中，往往又有寓义于声的现象。因此要了解俑字的本义，我们必须对“ 用” 字作一些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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