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如《史记? 秦本纪》载：“二十年( 公元前678年)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此事虽早于秦穆公用殉50余年，但距孔子之世，也不过百余年。司马迁尚能见到这些材料并写人《史记》，那么，孔子之世，百国春秋尚存，孔子对此也不能不知。还有，近年来在陕西凤翔发现的秦景公之墓, 用人殉竟达180余（墓葬呈“中”字型）。而秦景公之卒年(前537年)正近孔子志学之年，对这样残暴的大事件，孔子也应是了如指掌的。如此，则孔子何以会在鲁见以偶人随葬，便以为“用人殉之兆”[18]呢？因此，以仲尼此语是同意人殉，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既然从人殉到俑殉是当时社会的进步，孔子自然是不主张人殉的，下面我们再看看《左传》中曾记过三次杀人祭祀的事件。
第一次在公元前六四一年：
“夏，宋公使那文公用瞥子于次难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
第二次在公元前五三二年：
“秋十月，平子伐首，取即，献俘，始用人于毫社。藏武仲在齐，闻之曰：‘周公其不飨鲁祭乎尸藉公飨义，鲁无义。诗曰：‘德音孔昭，视民不桃。桃之谓甚矣，而壹用之，将谁福哉！”
第三次在公元前五三一年：
“冬十一月，楚子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申无宇曰：‘不祥。五牲不相为用，况用诸侯乎！王□公海之。”
以上三次把人当作祭品的事件中，分别遭到宋大夫司马子鱼、鲁大夫藏武仲和楚申无宇的反对，这是进步的。对于他们分别发表的一些议论, 从来也没有见到一个“儒家之徒“跳出来反对，因此所谓“儒家维护人殉” 之说又从何说起呢？而且这一说法亦与其“仁”格格不入，《论语》出现“仁”字一百多次, 归结起来，“仁”就是他自己说的所谓“ 爱人”（《颜渊》）。子贡问：“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 能不能算“仁”。孔子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雍也》）意思是说，嘉惠于老百姓，不但是“仁”，而且可以是“圣” 了。孔子称赞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宪问》）。这是因为他相齐桓公霸诸侯，阻止了夷狄不使骚扰，“民”得安居，认为他对民众立有功劳，所以称他为“仁”。可见所谓“爱人”包括了“民”在内。另外，他主张对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要“富之”、“教之”（《子路》）。这是对奴隶制度的否定。孔子反对“使民”不以时和对民过重剥削。我们想想，使民不以时、剥削过重，总比把人杀掉殉葬要轻多了，而孔子尚且反对，如果还要说孔子主张人殉，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他的中心思想是与奴隶社会流行的人殉制度根本不相容的。孔子反对人殉的言论亦见于前文所列之《礼记? 檀弓下》的一段文字：“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 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其日明器，神明之也。涂车自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当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殆于用人乎哉！”
三、驳“其无后乎”出处之说
在深入分析“始作俑者”之前我们必须厘清的学界对“其无后乎”的理解。学界关于“其无后乎”之辩颇多，但最具代表性的是言“其无后乎”之说源自《韩诗外传》之“伯宗其无后，攘人之善。”那么为了驳斥这一说法，余且将《韩诗外传》之相关言说列于兹：
梁山崩，晋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辇者，以其辇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辇者曰：“君趋道岂不远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问其所居。曰：“绛人也。”伯宗曰：“子亦有闻乎？”曰：“梁山崩，壅河，顾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将如之何！”伯宗私问之。曰：“君其率群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问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问，伯宗以其言对。于是君素服，率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问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辇者，诈以自知。孔子闻之，曰：“伯宗其无后，攘人之善。”
有人据此推断出《孟子》所引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与上面记载为同义。伯宗之言无后者，诈也，孔子说伯宗之无后是因爲“攘人之善”，而且伯宗再也找不到那位辇者，无法再续辇者之善。认为这亦是孟子说：“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的原因。因此判定“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意思即“攘人之善，其无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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