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病态”的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身上则是对“丑与恶”的讽刺和批判。通过揭露侥幸者和骗取者在获得功名之后，对富贵的无耻无厌的追逐，体现了科场官场的黑暗腐朽。作为官绅和市井棍徒，如果说娄三、娄四、杜慎卿等辈大多数只是或者只能在虚名假誉中自我陶醉，自欺欺人的话，那些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则多以营己利、谋权势为直接目的，因而更加卑鄙无耻，有时甚至穷凶极恶。科举是求取功名的苦路，功名则是通向富贵的桥梁，少数举运者一旦成就功名，就要用无厌的贪求加倍地偿还他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和成本。科举制度实际上成为这些无耻官绅的培养基，成为政治腐败的根源，人民为之饱受灾难。进士王惠补授南昌知府，一到江西就打听“地方人性，可还有什么出产？调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严贡生是一个劣绅的典型，他利用自己的特权和与官场的关系，无耻地欺诈乡愚。他的逻辑十分荒唐：一口新生小猪误入邻家，他声称寻回来“不利市”，逼人买下，待邻家养到一百多斤了，一次错走进严家来，他又把猪关了不还，声称猪本来就是他的，竟把来讨猪的邻居打折了腿；一纸并未付款的借约当时未还，后别人来讨还，他竟索要利钱，声称因为此约使他有二十两银子不能动，误了放债的利钱，竟连米带驴地抢夺别人的财物，仍不还借约。在那个社会里，还活动着一些“巧取人间之富贵”的市井棍徒。例如差役潘三，他对景兰江、文剑锋一伙假名士的观察和分析可谓透入骨髓，他看到匡超人和他们鬼混，就劈头一棒地点化他：“你到省里来，和这些人相与做甚么？”“这一班人是有名的呆子，这姓景的开头巾店，本来有两千银子的本钱，一顿诗做的精光。”“那个姓文的是盐务里一个巡商，……吃醉了，在街上吟诗，被府里二太爷一条链子锁去，把盐商都革了；将来只好穷得淌尿！”匡超人如梦初醒，遂改务虚为务实，跟着潘三“做些有想头的事。”他们把持官府，包揽词讼，为非作歹，或者假雕印信，伪造官府文件、或者私和人命，或者拐带人口；或者买嘱枪shou替人dai考，或者威逼平民，总之是以各种不法手段巧取豪夺。不用读书考试，没有功名，同样可以富贵，这就是潘三一类奸徒蔑视儒生名士、骄人傲人的理由，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以富贵为诱饵的科举制度的腐朽。
二、从“黑暗王国”中萌发出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儒林外史》思想方面受人重视的虽然向来是它对丑恶现实的讽刺和批判，“但是谁也不会否认在这个喜剧中存在着理想”（谢德林《果戈理与戏剧》），因为否定性的批判后面正透露出作者肯定性的追求。不仅如此，在那个科举制度的黑暗王国和功名富贵的人间地狱里，作者独立苍穹，前望古贤，后盼来哲，以美言颂笔描写了一批善良正直清高的正面形象和闪耀着理想光彩的人物，较为完整地体现了作者的社会改造理想。
《儒林外史》对社会改造理想的寻觅是双向的。这个双向，一个指向过去，即向传统的思想武库寻找医治现世的良方；一个指向未来，又自觉不自觉地不但与现实决裂而且向传统挑战。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其基本品质就是讲究“文行出处”，厌弃“功名富贵”。“出”则德世济民，“处”则独善其身。而在腐恶的社会环境里，志士才人既不能施展抱负，“处”就成了他们洁身自好、乐道安贫的唯一对策。换言之，“处”实际上就是《儒林外史》正面形象的基本品质。作品开宗明义就写了一个王冕，他小时放牛为生，刻苦自学，得以精通学问，且成为名画家，但他不求官爵，卖画过活。县令具帕邀请，他坚辞不往；屈尊来拜，他也避而不见，甚至因此远走他乡。朱元璋慕名来访，他慨然晓以“仁义服人”之理，但朱称帝之后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闻风而逃，隐居会稽山中终不复出。他一生安于贫贱，不慕富贵显达，高风亮节，令人敬仰。作者以王冕故事做楔子，意在“借名流隐括全文”，犹如先立一面明镜，使书中那些接踵而至的“时文鬼”一个个在明镜中原形毕露。在暴露丑态之余，作者又写了一批讲究“文行出处”的贤人，如庄绍光、迟衡山、虞育德等人。庄绍光出身读书世家，十一二岁就会做七千字的长赋，名满一时，年将四旬，只闭门著书，不肯妄交一人，后被礼部侍郎徐基荐举，圣上两度召见，欲行重用，但庄绍光被召见回来，即慨叹“看来我道不行了”，上本恳求恩准还山。大学士太保公见“皇上颇有大用之意”，便欲“收之门墙，以为桃李”，庄绍光却回以野人不敢领教。皇帝只好允其还山，只赐南京玄武湖给他居住。作者指向过去的寻觅，表现在作品中的却是复古理想的幻灭与悲哀。因而现实生活中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而引发的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近代民主观念，引导作者朦胧地趋向未来，自觉不自觉地使笔下的某些人物闪射出近代民主思想的光辉。杜少卿就是一个这样的文学新人。他比那些“真儒”名贤更厌弃功名富贵，他的言行却与那些古貌古心的儒者们有着极不相同的复杂文化背景。他是那一时代的“新溯人物”。他拒绝科举功名，“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秀才在他眼里“未见得好似奴才”，王知县被他鄙为“灰堆里的进士”，巡抚荐他入京受皇帝征聘，他硬是装病不去，而他不去的原因竟是舍不得“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怕误了他的娘子春天秋天的“看花吃酒”。他又浪掷祖产，挥金如土，慷慨助人，甚至明知是骗，也全不在意，“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穷得有时连茶钱都拿不出，却仍不减豪爽风流，显示了他对功名富贵鄙弃决绝的态度。一个“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科举世家，竟出了这样一个“不肖子弟”，致令伪道学们视之为怪物并以他为子弟戒，这个有浓厚自传色彩的人物，强烈地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家族和封建人生道路的叛逆情绪。这种叛逆采取了玩世不恭、毁家自穷、诗酒自误，也就是自毁功名富贵的方式，从而形成了一道迥异于芸芸众生的独特生活风景。可以发现，杜少卿的心理行为有几分自虐色彩，这是觉悟了却无力反抗现实也不知新路在何方的敏感者、先觉者们的深沉痛苦使然。
与在科场名利场追逐功名富贵的龌龊士子们鲜明对比，《儒林外史》里生活着一群远离科场名利、不受功名富贵污染的市井平民。如王冕母子的近邻泰老、修乐器的倪老爹、看坟的邹甫、开小米店的卜老爹、开小蜡店的牛老儿乃至匡太公这样一些卑贱百姓，他们朴厚善良，患难依扶，古风犹存，令人敬慕；还有写字的李遐年、卖火纸简的王太、开茶馆的盖贡和裁缝荆元，他们俱有学识，又或精书画，或擅琴棋，却乐于贫贱，自食其力，不贪羡功名富贵，不攀附权贵豪门，傲此独立，令人称奇。如果说前进是保持着初民古老传统道德的朦昧状态，未受市侩封建主义污染的劳动人民形象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在更高层次上认识了社会的腐恶而自觉抵制污染，挣脱封建文化束缚的知识分子形象，是作者理想中的有知识的新型劳动者形象。可见作者在理想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也是双向的，而在这双向寻觅比较选择中，作者已经难能可贵地跨越了封建文化意识和儒家传统道德的藩篱，迈开了追求近代新思想新生活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