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大都依据航海者、探险家、传教士记述的民族志材料，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至19世纪末，文化人类学家开始注重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在这方面，美国的F.博厄斯、英国的B.K.马林诺夫斯基等曾做出重要贡献，实地调查已成了文化人类学获取资料的基本途径。时光进入新世纪，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积累众多的实物资料，大大方便了研究者的使用。《〈诗经〉文化人类学》一书非常注重对前代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利用，注重对最新考古资料的使用，书中所用的各种实物资料，诸如图片、瓦当、织锦、饰品、陶器、石刻、殉葬品、古籍中的插图、壁画、岩画、画像石、其他各种出土文物等，其中有的是见于载籍的，也有的是作者从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院、徐州中国汉画像石艺术馆、安徽博物院等地查访之后亲自或拍摄照片、或描摹得来的，用在书中既加深了读者对于某种文化的深刻理解，又使全书图文并举，增强了直观感受。
文化人类学对《诗经》研究的介入使《诗经》成为一个被解释的文化化石，将其中的许多文化现象尽可能地还原到初始面貌，对于纠正唐以前的《诗经》研究一成不变地停留在“美”、“刺”的儒家教化模式有功甚夥。《〈诗经〉文化人类学》一书将《诗经》研究推回了人类早期社会的文化本原，作者通过实地调查材料，并与考古文物、历史文献、域外典籍等相印证，更能了解当时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较准确地勾画出《诗经》时代先民们所生活的社会图景。
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