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南录自序》的几点疑问
郑义广
拙作《“后序”正解》刊出后，承蒙不弃，得到了老师们的多方指正，见刊者，前有王忠贤先生的《<“后序”正解>商榷》（（见《语文学习》2010年第7期）），近有孙富中先生的《<指南录自序>真的不存在吗？——兼与郑义广先生商榷》（见《中学语文》2011年7-8合刊），感激、惶恐之余，我又进行了一番思考，觉得情况或许并不那么简单。
首先，为了批驳我的“后序大致相当于如今的跋”的观点，王忠贤先生花了大量篇幅对“序”与“跋”做了仔细的甄别，说“在前者为‘序’而在后者为‘跋’，‘序’详而‘跋’简”。对于这种常识性的问题本不需过多着墨，但既为立论的基础，也是马虎不得的。然而我想说的是，王先生在谈了很多二者之间的区别之后，仍然没有把“后序”与“跋”区分开来。他在文中写到：“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生前编的一部《金石录》，前头早已写有《自序》，晚年的李清照抚今追昔又写了篇悲愤哀婉的‘序’，当然只能称为‘后序’而置之于书后了。”恕我鲁钝，在此弱弱地问一句，既然说“后序”还是“序”，又承认《金石录后序》是置于书后的，那它究竟属于“序”，还是属于“跋”呢？
其次，孙富中先生有个和王先生一样的“铁证”，就是《指南录自序》赫然在目，有案可稽。我承认，写《“后序”正解》之前并没有看过《自序》这篇文章，有失察之处，但是找到之后，细读之余，我发现该文词句窒碍，豪气全无，与《后序》文风大不相类，且全篇无一句提及《指南录》创作，颇不合“序”之文法，于是对他是否真的出自文天祥之手很感怀疑。我看了王忠贤、孙富中两先生提供的文献资料，最早的也只是近代的《四部丛刊》，其他资料也都只是层层相因，并无独具见解的地方，均可理解为据《四部丛刊》而来，了无新意。那么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指南录后序》写出后，时人或后人不了解其“古风”之意，以为《后序》之外，尚有《自序》，惜其不传，故伪托之，时间一久，大家就信以为真了。
最后，王、孙二先生都对《自序》最后的“德祐二年闰月日，庐陵文天祥自序”作了解释，王先生根据《指南录》组诗中《发通州》一首的“小序”，以及近人黄兰坡先生的《文天祥诗选》注释得出了这篇《自序》实在《后序》的前两个月写成的。而这正是我疑惑的第三个方面：我在浏览《文天祥全集》时发现，所谓的《自序》中的很多内容，在《指南录》组诗的各篇“小序”中都有述及，有的在文字上甚至几于雷同。既然小序中都有交代，总序中再来不厌其烦的叙述还有意思吗？还有必要吗？由此我提出一个猜想，会不会各诗开头的小序就是后人伪托这篇《自序》的材料和依据。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我认为《指南录自序》的真伪问题可以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但是一则不才学术根基不厚，难当重任，再则条件有限，资料阙如，三则整日忙于课务，又无闲暇，因此这个问题一直在心中悬而未决，希望在此把它提出来，供大家思考，如果将来能够得到完满的解决，那么我想，无论结果证明了我猜想的正确，或者是痴人说梦式的无知，于我都是感到高兴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