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材建设在处理好经典性与时代性关系的同时，还要处理好价值性与可读性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能够进入教科书的作品，应该既要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又要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选文要贴近学生的阅读兴趣，但并不是简单地迁就学生已有的阅读目光和审美水平，而是要善于诱导和培养阅读兴趣，要精心挑选那些能够引起学生求知欲的精品读物，用思想境界和审美价值高的作品来引发他们阅读的欲望。
文以载道。我国的语文课程教学目标中明确指出：“语文课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基本的阅读、写作、说话的能力，养成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在教学程中，开拓学生的视野，发展学生的智力，激发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社会主义思想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但是，只有兼顾了选文的可读性，其价值性才能更好地进行渗透。在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有些选文在对价值性与可读性的关系处理上就非常到位，像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刘亮程的《》、刘亮程的《今生今世的证据》等，文质兼美。但是，不可否认，也有一些选文似乎过于偏重了思想性，如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赫尔曼·黑塞的《获得教养的途径》、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节选）等等，这些课文当然也是我们继承传统、弘扬精神的宝贵财富，但由于时空的距离，这样的文章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也很难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课堂教学也很有可能沦为枯燥的分析和空洞的说教。
维度之三：效度
理论上来说，任何学科的教材建设都要有一个连续性，什么时候该掌握哪些知识、达到怎样的能力，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分布，这就是教材建设的“效度”。但是，长期以来，语文教材的衔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不仅表现在教材的选文深浅难易方面的衔接，更重要的是“语俢逻”在语文教材尤其是初中语文教材中的缺失。
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重在掌握各项语文知识；而在各项语文基础知识中，语法、修辞和逻辑知识的地位又举足轻重。按理，中学语修逻教学与现在的语文课程标准并不矛盾，都是服务于“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提高他们实际的听说读写能力”这一总目标的，其目的就是提高中学生实际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同时，使中学生了解自己母语的一些基本常识和结构规律，培养他们的语文素养。
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学生进入高中以后，“语俢逻”方面的知识几乎一片空白，甚而至于很多学生连常见的一些词的词性、短语的类型、句子的成分都分不清楚，更遑论语法和逻辑知识了。这就给高中阶段的语文教学带来相当大的障碍。无论是现代文教学还是文言文教学，教学过程中都有很多很现实的问题往往需要借助“语俢逻”的知识去解决,但现行的语文教材中却没有用专门章节或通过单元知识去讲“语俢逻”知识。人教版选修教材附录部分对逻辑知识虽有涉及,但也是语焉不详,浅尝辄止；而苏教版则几乎是空白。
中学语文教材中删除逻辑知识，淡化语法知识，弱化修辞知识，但教学的实践却屡屡证明，这些“语俢逻”知识渗透于语文基础知识和阅读写作的方方面面，而课堂教学过程中又根本无法回避，中学语文教学就这样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说得功利些，储备了“语俢逻”知识，即使对应对高考也有很大的帮助：面对高考作文，需要借助于一些语法知识或是逻辑知识来帮助审题的；而文言文和现代文的阅读理解，则更离不开“语俢逻”知识了。
“语俢逻”亟待回归语文教材。有识之士认为，语法和修辞知识的大略框架应该在初中搭建，在高中阶段进一步系统化并强化运用；而逻辑知识可以在高中阶段配合议论文教学与写作教学搭建一个基本的框架，以提升高中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
现行《语文课程标准》虽然把“语俢逻”知识列为教学内容，但对这些知识的教学目标缺乏明确的界定，语文教材也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这样就造成了教学方向不明，随意性大，而且难以落到实处。这就需要语文教材构建出一个“序列”，将“语俢逻”知识合理地、均匀地分步于初、高中的语文教材中。
维度之四：量度
一个学期的语文教学容量多少适宜？高中三年的语文学习总量又有多少？这其实就是语文教材的“量度”问题。这里仅以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在教学实践中遇到的一点困惑，来简述这个问题。
苏教版语文教材的容量之大前所未见。不必说高一和高二上半学期需要完成十本教材的教学（必修5册，必修读本5册，平均每学期要完成3本以上教材的教学任务），单说高二下半学期和高三上半学期的选修课程就多达10余种，这其中既有《<史记>选读》《<论语>选读》《<孟子>选读》，也有《现代散文选读》《唐诗宋词选读》《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还有《实用阅读》《语言规范与创新》《写作》等等。如何操作，如何完成这些教学任务，是摆在高中一线教师面前的一大难题。
也许教材编写者的意图很明显，也很乐观：选读，拓宽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厚实学生的基础。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经过高中三年的学习，学生是要参加高考的选拔的，谁敢轻视？于是，“选读”就成了“选教”；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流行的、不约而同的、彼此心照不宣的做法：在选修的这诸多教材中，以高考为参照物，什么可能对学生高考直接发生作用，就“选读”什么，那些对高考不产生直接作用的，一律“自读”。这其中是谁“放出眼光来拿”？教师，而且是应对高考经验丰富的教师！因此，小则一所学校，大则一个地区，以“集体的智慧”来圈定一些“选读”（实际是“选教”）的内容，也就成了时下最“明智”的做法。
我想，这种做法肯定是有违教材编写的初衷的。但事实上，面对如此大的容量，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是很难处理的，也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精耕细作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与其每本教材都只是蜻蜓点水，还不如研读透彻一本或几本，这几乎成了一线语文教师的共识。于是，《<史记>选读》和《现代散文选读》《唐诗宋词选读》就成为了首选。
也许苏教版教材编写的意图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并且“用心良苦”，只是还应该适当顾及中学教学的实际，不能一味好高骛远。我想，与其多但效果差，还不如少而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