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认为，《南风歌》乃后人所作，为抒写南方百姓因南风之起而产生的欢悦之情。南方酷暑易旱，令人常苦；而南风乍起，往往积云飘雨，解万物焦渴，除万民躁热。炎日燎物灼人之际，温润凉爽的南风及时吹来，南方之民视之为长养之风，故作歌以颂之；进而表达对舜帝的爱戴与崇敬之情。
这些解说，都从某一个方面揭示了《南风》的内涵。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大意是：南风何其温暖和煦啊，可以吹散百姓心头的怨怒和忧愁；南风何其调和及时啊，可以使百姓财产殷富，衣食丰足！
这是一首帝王诗，初读似平实通俗，细品却含蓄深沉。传达的信息乃是治国之道，圣人心曲；短短26字，情感炽烈，意蕴多维，谓“一曲兴邦”，不谬也！
它启迪统治者，欲实现“内圣外王”之大同理想，首先必须解百姓之愠，阜万民之财；“解愠阜财”是“内圣外王”的充分必要条件。
故此，《南风歌》艺术再现了先民对温情南风的礼赞，折射了舜帝德孝仁义之操守的光芒，也表达了舜帝（或曰“先民”）的美好心愿。因之，“南风”是一种象征，是一个寄托；而《南风歌》则是先民一根强大的精神支柱。
披阅揣摩司马迁“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史记·五帝本纪》）再四，乃获一得：舜帝所造之《南风歌》，既是其以德治国的回顾，也是其以德治国的憧憬，更是其欲达“内圣外王”之境的目标。舜帝一生，践帝位39载，修身治国，内圣外王；恭谨劬劳，兀兀穷年。“观风俗之盛衰”，究治国之大要；入蛮夷之地而察民风、制良策，逢寝食之时亦不忘“解吾民之愠”、“阜吾民之财”。终使三苗臣服，万民拥戴，为继踵者“内圣外王”竖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
“内圣外王”，最早见之于《庄子·天下篇》：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内圣外王”之道，即圣人治国之道。“内圣”，求修身为人之完美；“外王”，谋治国安邦之谐和。通俗地讲，“内圣”者，修身养德也，要求人要有道德；“外王”者，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这是对执政者提出的最高要求。
孔子“三大纲领”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大学》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说的是同一个意思；《荀子·正论》也有类似的论述：“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老子》第五十四章有这样一段话：“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在老子眼里，由“内圣”而至“外王”的过程，也是修道之人将对道的认知由个人逐步推向家、乡、邦和天下的过程，这种路径与《大学》里的“三纲八目”，在形式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禅宗讲求“不执著”，以之为修身养德的最高境界，其内涵与“内圣外王”亦相差无几，只是在表达方式上更其圆通明白一些……
遍稽先秦诸家学说，发现其中许多观点虽相互抵牾，但对于“内圣外王”的认识，儒法墨道等各家却惊人相似，都将其视为人类共同理想和共同追求。
然古往今来，帝王无数，却只有极个别的“人上人”，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者，有崇高的德行，能克己复礼，善博施济众，可安邦兴国，进而实现“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其功德修为，可近（只能是“近”，而不是“达”）“内圣外王”之境。而一般士大夫之辈，则仅以“贤”为行为规范和追求目标，他们只望人品、学品、文品完美，以惠及子孙。至于一般庶民百姓，倘能正己正人，成己成物；“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着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那就很了不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