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和尊崇,以热切而理性的思索努力追寻着语文教育的本真:培养真正的人,培养具有“人的精神”的人,培养具有和谐的、多方面精神生活的人。这就是语文的生命化教育,这就是诗意语文所要追寻的最高境界。(王崧舟 2005.10)
“人的精神”正是他的诗意语文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看,他课堂内对文本的解读,实际上便是对人生的解读。这种解读,从一开始便是充满了矛盾和不安。
首先,从课程知识看,“它不是由儿童自主选择的,而是由成人世界指派的;不是由儿童自由组织的,而是由教材已设计好的;不是由儿童自己安排学习的,而是由教师来教给他们的。因此,课程知识不仅更集中体现了其他知识也拥有的国家的权力、社会意识形态的权力,而且它还体现着成人的权力、教材的权力以及教师教的权力。”(郭晓明 2005:21) 学生并没有得到知识的话语权,既便教师,他对知识的阐释,也只体现了外部强权势力的影响,教师要在这种影响中要点化生命,必须痛苦地面临用“知识”来切割生活、遗忘生活的窘境。这是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教师要从知识中开掘出智慧,要迈向自由的精神;另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知识,却将学生(也包括教师)作为工具来服务于它的权威,阐释知识的过程成了阐释权力的过程。王崧舟在执教《二泉映月》之后,有人批评他“给个棒槌就当真”,视阿炳的音乐和二泉之间的牵强附会不管。这其实是教材的错,可惜教师多的是无奈。
其次,文本本身的不确定性,也为“精神的对话”设置了过多的可能性。海德格尔说,语言在根本意义上是诗,可是人类的语言却偏偏成了说谎的工具,成了掩饰思想的工具。因此,从语言的形式上寻找诗意是徒劳的。我在第一次看《长相思》课堂录像时,也有与叶刚老师同样的困惑:诗歌的教学如何体现与散文的教学的不同?但不久发现这种疑窦是毫无必要的,在课堂里,师生从文字中获得的是一种感悟,是一种对人生的深层次感悟,至于体裁,是一种知识的外壳,并不重要。生命的意义需要读者的心,而不是对文字的解构。
事实上,王崧舟在处理纳兰性德的《长相思》时,并没有按传统教学的方法进行背景叙述,也没有过多地进行语言上的肢解分析。他追求的是一种意境,生命的意境。这正是这首词的终极意义,也是诗歌教学的终极意义。他说:
诗是不可解的,但诗又是不得不解的,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两难境地,抑或说是一种教学策略上的悖论。诗被卷入课程,既是她的幸运,更是她的不幸。语文老师的责任就是用自己的智慧和才情保护“诗”的存在,使她免于被拆解、被蒸发。(王崧舟 2006)
“诗是不可解的”,这是从文本的独立性而言。因为诗歌在语言层面并没有“意思”,或者确切的说,没有必要弄清它的“意思”。王崧舟一直认为文本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而存在的,所以他要保护诗的完形,而不能人为地将诗歌的语言形式从它的本体意义上分割出来。其实董仲舒说“诗无达诂”时,就已经非常明白地说明了诗歌语言的自律性和读者阐释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即如伽达默尔所说的,“文学理解就是一种作为此在的我们的一种存在方式”(李建盛 2002:40),是基于读者阐释的一种存在。不过存在却是有历史性的,因此,对文本的理解实质上是一种“视域融合”(章启群 2002:88),是一种发展中的存在。
“诗又是不得不解的”,这是诗歌作为文学的责任,是诗歌之于人的意义。解诗的目的在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生。因此,诗歌的意义,超越于作者与文本,它活在读者的心里。换句话说,诗歌的终极意义,既存在于诗歌本身,又存在于读者对它的理解。
师:真好!同学们,词读到这儿为止,你的脑海里面留下了什么印象和感觉,谁来说一说?
生1:我感到纳兰性德非常思念家乡。
师:这是你的感觉。谁还有别的印象和感觉?
生2:我感觉到纳兰性德思念家乡,梦都睡不好了。
师:不是梦都睡不好,是觉都睡不好,根本就没有梦。同学们,梦都作不成,觉都睡不好,带着这种感觉,我们再来读一读《长相思》,把这种感觉读进去,读到词的字里行间去。
生:(齐读)长相思,清,纳兰性德。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在这里,王崧舟将自己的梦,带进了“根本就没有梦”的《长相思》中,也将学生的梦,带进了这首词当中。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并不是在阅读和理解诗歌的意义,而是创造诗歌,用自己的心灵创造人生的诗学意义。
这种诗学意义,将对文本的阐释从作品的存在升华到了精神的境界。“诗意语文”也因此放出了极度光芒。
可是,这种强调读者生命存在的解读方式,毕竟是十分冒险的行为。因为课堂内的话语权大多控制在教师手上,教师对文本的阐释,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对文本的意义理解。王荣生先生已经指出这种教学方法可能存在的危害了,他说,“课程内容最终应落实为‘理想的读者’对该诗文的‘权威阐释’”,那么,这样的“权威”到底是谁呢?是语文教师么?如果语文教师没有达到一定的素质,他将会贻误一大批的学生!(王荣生 2004:30)因此,语文教师一方面要保护文本的独立生命,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与学生一道阐释文本,并面临着对教材读误的可能性,这便是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另一个矛盾体。
在这点上,王崧舟提出了“教书是靠底蕴”的说法,即强调教师的文化素养以胜任课堂教学。在《王崧舟语文教学感言》中,他说:
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必得有四大支柱的坚固支撑。丰厚的文化底蕴支撑起语文教师的人性,高超的教育智慧支撑起语文教师的灵性,宏阔的课程视野支撑起语文教师的活性,远大的职业境界支撑起语文教师的诗性。
他的确做到了,所以在课堂教学中游刃有余。既便如此,他在授课之前,仍花了大量时间研究《长相思》的文本以及相关的诗词理论。但是,他自身对文本的理解,却并没有在课堂中显现,他更多地将诗中的精神意境通过学生的诵读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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