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之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确重要。一方面依靠这个机制，封建专制社会开通了从底层接通上层社会的一条晋身道路；另一方面，在权贵与平民之间制造出一个中间阶层，依托这个担负人类文化传承和思想启智责任的知识阶层，保证了政治清明，并进行平民教化。
这是一个极其高明的设计，若不是当时社会民本思想发育到极高的水平，无法想象在封建集权的社会里，还能滋生出这种开明的政治举措。要知道，在集权的环境里，为博取最大化的利益，作为贵族阶层最忌讳的就是有外来的势力来觊觎自己手里的特权。科举，把思想开化的一批人，放置于朝堂而成为左右政治取向的大人物。而他们中因为有寒门子弟，仅仅凭借聪明和勤奋就跻身到核心利益集团，无疑就被人视为来与贵族抢夺他们既得利益的盗贼。而且他们还把孔夫子的仁爱思想作为政治规则不断言说，规劝皇帝以民为本，实行仁政。这也是与贵族获取最大利益有碍的。
这个阶层获得了理性，有思想，有政治智慧，在社会里也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取仕，即做了官，成为社会管理者。以文治的一群人取代靠武功成为贵族的阶层，也就是实行了精英政治。这有利于提高社会管理效率。另一部分人则不攀附富贵阶层，散落在民间，他们办学开启民智，散布思想和学说，也改变了民风。要看到依靠知识阶层的上下延展的影响，在原本产生神权的时代，中国却回避了对于虚无的皈依。中国从来没有滋生出一种本土宗教而发挥社会影响力，不能不说与文化的启蒙有关系。
封建统治社会，在其他区域和国家看，通用的模型里缺乏文化与思想的积累，也没有一个智慧阶层来影响社会发展进程。中国具有特殊性，或许每一个文明社会里都在孕育中出现若干智慧人物。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我们可以列举的文化大家很多。可是因为他们所在的社会没有一条读书的通道，也就无法产生一个社会阶层。在西方这个社会阶层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繁荣之后推动了教育的普及，于是教育与一个人的社会定位和职业选择都建立了关联。由此，知识分子才被大量制造出来。在中国早熟的文化里，提前把这么一批人贡献给了封建社会，这就给原本暴力的，缺少关怀和热爱的，近乎于野蛮的封建社会，有了温情的成分，而且激烈的阶级对立和矛盾冲突也化解了若干。有人因此分析说，自秦汉中国社会其实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封建社会了。封建，被鼓吹民本的知识分子阶层给化解了。
由此，这个封建社会因为自身的完善，而延长了生命力。在今天看来它有一点漫长。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演变比较，似乎还因为这个延长而耽误了社会进步和发展。可是，若从封建社会的立身角度看，无疑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依靠它们的智慧的社会管理，而延续了封建社会的寿命，使之求取完善。要这么说，知识分子依靠文化的感召力，即软化了集权政治，又教化了百姓。
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阶层不同，中国的知识阶层的学习主要研究人际关系，而西方科学则把人与物的关系当做研究对象。研究人际服务于人生和社会，只要倾力于社会管理和社会设计。而西方知识精英则喜欢把物的科学之理搞清楚，所以他们的研究推进的是新的事物的产生。在物欲膨胀之后，似乎我们不缺什么，可是在精神上则普遍失落。这就是把人际的和谐让物欲冲淡的结果。
文化不可避免，要中西靠近。就如夸大物欲会造成精神危机，只看人际和谐，则是物质贫乏一般，偏执一隅与文化交融比较自然要显得落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