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语文毕竟不是作家比拼,应当重视语文基础知识,而且这样又可以有助于作文的提高,从而又反过来巩固基础。
笔者认为高考作文占50分为宜。一百五十分:一百分基础,五十分作文,而且“发展等级”占15分。由于应试教育思想的束缚,学生们不是不想创新,而是不敢创新,而“发展等级”正是学生发挥创意的舞台,我们应当对此加大关注,与素质教育逐步接轨。
最后,笔者认为还有一点会影响学生作文,那就是作文字数规定:不少于800字。字数的多少并不代表作文的优劣,而正是因为“不少于800字”,使多少学生形成了写作啰嗦,表达欠简洁的坏习惯。 故笔者认为可将作文字数下限稍降一些。
以上是笔者对高考作文的浅薄看法。
利用多种感官进行观察与积累,前面已经叙述,此处不再赘言。此节只从阅读与写作关系的角度,来谈利用多种途径搜集与积累写作材料的问题。
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读书时,养成了一种独特的习惯,就是凡是读过的东西,他都要在活页纸上认真地做摘录,然后把摘录加以分类,放进贴有各类标签的文件夹里。这样不管需要用到哪一条摘录都可以马上拿到手。
黑格尔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因为阅读也是我们作文素材的来源之一,是我们提高写作水平一条重要途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已是人们熟知的有关读书与写作的古训。勤记是帮助人们增长知识的有效手段,古人说“不动笔墨不读书”。这话告诫人们,在学习过程中,要勤于手抄笔录,手脑并用。只要坚持勤记,我们一定能成为一个知识的富有者,从而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
搜集与积累的途径很多,主要的有利用图书馆和使用网络。对于一个善于搜集与积累的人来说,即使是平时听别人说话也能够搜集与积累到许多素材。因此,学习写作就必须练就利用多种途径(图书馆、网络)随时搜集、积累写作材料的本领。
一. 掌握做摘录和卡片的方法。
1. 摘录的意义。
在读书时我们常常会碰到许多重要的材料、重要的论点、自己欣赏的段落和精彩的词汇语句,将这些摘录下来就叫做摘录。毛泽东同志在学生时代就勤写笔记勤做摘录。他每次去图书馆,必定带上三件物品:地图、字典、笔记本。读书时,凡学到自己需要的知识,就立刻记在笔记本上。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也十分重视摘录,他的“摘录笔记本”多得不可胜数。他每天上午总是伏在一张宽阔的书桌上写作,身旁堆满了笔记;下午到图书馆去,从大量报刊上摘录自己所需要的资料。注重知识的积累,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养成勤做摘录、勤写笔记的良好的学习习惯对掌握丰富的知识积累写作素材是十分重要的。
2. 做摘录卡片的好处。
在中学生的写作积累活动中,做摘录卡片是常用的方法之一。首先,它可以使中学生们一举两得,既可以锻炼自己的书写能力,又可以在抄写过程中进一步体会摘抄文字的优点或者缺点。其次,摘抄时间可短可长,使用灵活。第三,摘抄时一般使用卡片,卡片只要索引清楚,查找起来就会十分方便。
3. 做摘录卡片的方法。
做摘录不能改变原文中的字句和标点,这是做摘录的原则。
摘录方式:对于字句不多的内容,可以整篇摘抄;文字较长的内容,如是新闻报道,只要抄下导语,能帮助记忆即可;如果其他类型的长文章也需要摘抄,那只要记下提要或论点和论据,就能帮助记忆全文的主要内容了。
摘录方法:准备一些卡片(可以到文具商店购买,也可以自己利用纸页整齐裁出制作),摘录时应先抄上原文的题目、作者的姓名、报纸的名称、发表的日期以及版次,并在卡片的上方写出分类标题,如“名人名言--谈勤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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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读书笔记
已故的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被誉为“文化昆仑”。其《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等学术著作,援引的参考书目数以万计,且涵盖了文、史、哲、心理学等多门学科。有趣的是,他自己的藏书却很少,他的书斋中有两三个不大的书架,放着一些工具书和出版社、作者赠送给他的书籍。他藏书不多,著书却不少,这当中博览图书馆书籍时所作的大量的读书笔记发挥了重要作用。
读书须作笔记,钱钟书开始并不以为然。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自恃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连课堂上听讲都不作笔记,更不屑于课外读书作笔记。他进清华后虽立志 “横扫清华图书馆”,看书时却只在书上用铅笔写划,并不作笔记。他的同学饶余威在《清华的回忆》一文中写到钱钟书时说:“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划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是出自此君之手笔。”钱钟书在清华,“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毕业后到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时,在备课、写文章的实践中,方认识到读书单凭记忆是不行的,遂开始读书必作笔记,并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钱钟书的读书笔记本很厚,有普通练习本的四倍,上面写得密密麻麻,有中文,也有英文,别人很难看懂。他每读一书,都作笔记,摘出精华,指出谬误,写下心得。他很珍重自己的读书笔记,“文革”期间,他曾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行李箱里也忘不了放上几本字典、词典和读书笔记,一有空便反刍似地阅读。
他著书时,主要是参考读书笔记。从1939年到1942年完成的颇有影响的文艺理论著作《谈艺录》,为何采用了传统诗话的札记式的写法,其原因就在于利用读书笔记之便。1956年,钱钟书接受了编写《宋诗选注》的任务之后,到北大图书馆和社科院文研所图书馆借到大批有关宋诗的书籍,诸如《宋诗纪事》《宋诗钞补》《宋诗钞续补》及各种宋人笔记、诗话、文集、方志等,在阅读时作了大量笔记,纠正了前人的错误,遂将一本普及读物编写成了学术价值甚高的宋诗选本。 1972年3月,钱钟书夫妇从河南“五七”干校返京,开始偷着写《管锥编》,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学术宏著,主要资料来源就是钱钟书写下的五大麻袋读书笔记,这些素材是他多年读书心血的积累,整理成书稿又费时三年,自然还是用札记形式。1979年此书一出版,便轰动了学术界,此后一版再版,成了学者们书架上的必备书。
俗话说:“好脑子不如烂笔头”,此言不差。熟悉钱钟书的学者都认为,钱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几十年前读过的东西还能记住,在现代中国学者中,除了史学大师陈寅恪外,没有第二人能与他相比,外国学者说他的记忆是“照相机式”的记忆。即便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读书笔记是钱钟书攀上学术高峰的重要阶梯。钱钟书先生尚且如此,对于记忆力一般的人来说,读书作笔记就更为必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