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取隋亡的教训
唐太宗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亲睹隋朝的覆亡，这对他政治思想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他即位后，经常与大臣们讨论历代王朝的盛衰和治国的方针政策。他们认为隋炀帝身死国灭是因为“徭役无时”“干戈不戢”，以致“民不堪命”（《贞观政要》），起而反抗。他以隋亡为戒，接受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比较善于学习历史经验，具有开明思想和政治远见的帝王。他看到君民关系有如舟水，常以隋的覆舟来警惕自己，告诫子孙。他认为君臣关系“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如果“君臣相疑，实为国之大患”（《贞观政要》）。他还认为要使唐朝治世长久，就必须“居安思危”“善始慎终”（《贞观政要》）。唐太宗的开明政策和措施，就是以这些认识为依据而制定的。
善于用人
唐太宗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贞观政要》），所以他很重视选官用人。他求贤若渴，为了改善吏治，争取各地主集团的支持，他确实选拔任用了许多有才能的人担任中央要职。这些人出身不同，代表了各种地主势力，有原秦王府的臣僚，有追随李建成反对他的政敌，有关中军事贵族和南北士族，也有出身低微的寒门人士。由于唐太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拔人物不私于党”，以才取人，甚至破格用人，所以贞观时期，人才济济，多士盈廷，出现了一批对国家的治理有杰出贡献的著名将相，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李勣等。这些猛将谋臣为李唐王朝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保证了唐朝政治稳定和各种政策的施行。这与“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也是“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之一。
重视纳谏
唐太宗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以致国亡家灭为鉴，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在这一点上可以与他媲美。他的思想很明确，纳谏的目的就是防止乖谬和改正错误，以利于“长治久安”。他把自己比作石中之玉，矿中之金，把进谏的人比作良工良冶。在他的倡导和鼓励下，贞观时期谏臣盈廷，先后向太宗进谏见于记载的不下三十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谏前后二百余事”（《贞观政要》），凡数十万言。刘洎、岑文本、马周等多能面折廷争，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和批评。正是这些谏净，避免和防止了很多错误，对“贞观之治”的政绩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唐太宗甚至把贞观时期政绩的取得说成是“皆魏征之力也”（引《旧唐书·魏征传》）。
发挥国家机关的效能，减轻人民负担
唐太宗非常重视发挥国家机关的效能。唐初，以中书省长官中书令（二人）、门下省长官侍中（二人）、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为当然宰相，合议军国大事于政事堂。唐太宗除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外，还用参知政事、参议朝政、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义，任用其他一些大臣为宰相，参加议政。这样把宰相班子扩大，并且以品位稍低的他官参与议政，使之成为一个变动不居的集体，便于控制，有利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不致造成宰相专权，大权旁落。同时，扩大议政人员名额，可收集思广益之效。新的宰相制度正式确立。唐太宗还要求三省官员各尽其责，真正起到相互检查的作用。要求坚持讨论、封驳、执行相结合的原则。他一再要中书、门下两省大臣，凡是诏敕有不便之处都要论执，不要盲从。旧史称唐朝政府处决政务很少错误。
唐太宗还大力精简中央、地方各级行政机构和官员。隋末豪杰并起，割地称雄，归附唐朝后，高祖割置州县安顿他们。因之州县数目，倍于隋朝，形成民少吏多的弊政。唐太宗命房玄龄等并省中央文武官员，由20xx多人减为643员。裁并州县，因山川形势把全国划分为十道，共设州府358，县1551。精简中央、地方各级政权机构，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节省了财政开支，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兴学校，发展科举
唐太宗把学术文化提到与治国好坏
